小提琴大师马思聪文革逃亡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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马思聪(1912年5月7日-1987年5月20日),中国广东海丰县人,中国作曲家、小提琴家与音乐教育家。被誉为“中国小提琴第一人”。他于1937年创作的《思乡曲》,被认为是中国20世纪的音乐经典之一。

1966年马思聪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(编者注:逃亡前马思聪任职中国文联副主席,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,全国人大代表,中央音乐学院院长)。1967年1月15日与女儿马瑞雪、夫人王慕理、儿子马如龙乘“002”号电动拖船偷渡香港。1967年4月12日美国国务院公布,北京中央音乐学院院长马思聪逃出中国大陆,来此避难。马思聪同夫人及两个孩子,一起被批准避难。

此后不久,马思聪在纽约公开露面,在寓所接待外国记者,发表了题为《我为什么逃离中国 —— 关于“文化大革命”的可怕真相》的讲话。原文如下:

“我是音乐家。我珍惜恬静、和平的生活,需要适宜工作的环境。况且我作为一个中国人,非常热爱和尊敬自己的祖国和人民。当然,我个人所遭受的一切不幸和中国当前发生的悲剧比起来,全是微不足道的。‘文化大革命’在毁灭中国的知识分子。去年夏秋所发生的事件,使我完全陷入了绝望,并迫使我和我的家属成了逃亡者,成了漂流四方的‘饥饿的幽灵’。如果说我的行为在某种意义上有什么越轨的地方的话,那就是我从中国逃跑了……”

马思聪的整个雕像石碑高度将近3米,屹立在一个长2.5米,宽2米的红色大理石上。在花岗石的正面刻着1937年马思聪谱写的《思乡曲》;下面大理石座基上刻着“马思聪简介”

《马思聪传》的作者叶永烈感慨:谁又能想到,1937年创作的《思乡曲》竟是马思聪先生为自己的后半生谱写的乐章。离开祖国的第19个年头,马思聪终于收到了为他平反的通知,73岁的老人哽咽着感叹:苏武牧羊19年啊!

【资料一】 《马思聪香港逃难记》

作者:叶永烈

来源:今晚报

“文化大革命”的灾难

从1966年的春天开始,中国遭受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劫难,文化界、教育界的知识分子首当其冲,遭到了残酷的迫害和打击。5月底,被“革命口号”煽动起来的中央音乐学院的青年学生们,给他们的院长贴出了大字报。一夜之间,马思聪成了“资产阶级反动权威”、“三名三高的修正主义分子”。往日热闹的马宅也冷清了下来,学生再也不上门学小提琴。“文化大革命”,这个陌生的名词,让他感到惶恐、不可理解。在朋友和家人的劝告下,马思聪发表了一个声明,表示坚决、热情地支持“文化大革命”,愿意接受广大“革命师生”的批判。6月中旬,文化部系统的艺术院校的“黑线人物”500多人,被集中到北京郊区的社会主义学院的校园内,住进了“牛棚”。他们当中,有各院校的领导,知名的教授、画家、音乐家、导演、名演员、作家,马思聪也是他们中的一员。在那里,马思聪他们被迫每天学习有关“文化大革命”的文件,写交待材料和揭发材料。

文革前马思聪亲自教导少先队员拉琴

8月3日上午,一辆贴有“黑帮专用”标语的卡车,把马思聪等10多位中央音乐学院的“黑帮”押回了学院,接受“红卫兵小将”们面对面的批判。刚下卡车还没来得及站稳脚跟,一桶浆糊就倒在马思聪的头上,接着,一张大字报贴在他身上,一顶写有“牛鬼蛇神”字样的纸糊高帽子戴在头上,脖颈上前后挂上两块牌子,前面写着“资产阶级音乐权威——马思聪”,后面写着“吸血鬼”。一个“红卫兵”顺手将一只破搪瓷盆和一根木棍塞在马思聪手中,逼他一面走一面敲。

马思聪被这情景惊呆了。他同一群“黑帮”一起被“红卫兵”押着在学院内游街,一群狂热的青年高喊着口号,向他们身上唾着口水。昔日学院的一排琴房,此刻成了关押“黑帮”的“牛棚”。马思聪每天早上6时起床,学习、劳动、写检查,还要被迫唱着承认自己有罪的歌曲。只要那些“小将们”一高兴或一不高兴,马思聪等人就要遭殃,轻则挨骂,重则挨打。马思聪在中央音乐学院遭受非人折磨的同时,“造反派”又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他的夫人和孩子。

文革前幸福的一家

8月14日晚,“造反派”涌进马思聪的家贴大字报,第二天又批斗马思聪的夫人。在这种情况下,马思聪的夫人王慕理和女儿马瑞雪在她家厨师贾俊山的帮助下,仓促离开北京南下,想暂时避一避,等运动结束再回来。她们先来到南京,投靠王慕理的妹妹,后中央音乐学院的“造反派”得到消息到南京追查,她们又被迫逃到上海、广州,投靠亲友。在广州,一再被“红卫兵”追查的王慕理感到十分恐怖,觉得这次的运动没有结束的迹象,再这样下去一家人性命难保,危急之中产生了到香港暂避的念头,就委托她的哥哥王友刚帮她想办法。王慕理还让女儿马瑞雪悄悄回北京一趟,在贾俊山的帮助下和马思聪见了一面。与此同时,王慕理在广州加快了出走香港的准备工作。

中央音乐学院名誉院长赵风提供的材料很说明问题:“有一天,马思聪和我被派到学院里拔草。一个造反派(瓦工)对马思聪吼叫:‘你还配拔草!你是匹马,只能吃草!’说完,真的当场强逼马思聪吃草。还有一次,我见到一些红卫兵拿着尖刀威胁马思聪说:‘你要老实交代问题!要不,我就拿刀捅了你!’过后不久,大约是1966年9月份,马思聪对我说:‘这样下去,什么时候是个了啊!’”马家原来的厨师贾俊山,看到老院长被折磨得死去活来,生活又这样困苦,常常冒着危险,送吃送用。看到老院长想不开,还百般劝慰。然而到了1966年年尾,再要马思聪熬下去,已是相当困难了。

被迫流亡海外

1967年的1月,中国正处于一个疯狂的时期,海外的舆论都把目光投向中国“造反派”的夺权上,连篇累牍地报道中国大陆的夺权风暴。就在这时,1月19日,香港的几十家中英文报纸几乎用同一标题,报道了马思聪出逃的消息:《中国著名音乐家马思聪逃抵香港》。4月,马思聪出现在美国的纽约,举行记者招待会,发表了《我为什么离开中国———关于“文化大革命”的可怕真相》。马思聪这一举动,立即在全世界引起了一阵不小的轰动。

马思聪的秘密出走,是被迫的、无奈的,是“文化大革命”对他残酷迫害的结果。1966年11月,马思聪的肝病复发,被“造反派”批准离开“牛棚”,回家居住。此时,马家的四合院已搬进了四五户人家,马思聪只得一人住在一间潮湿的偏房里。下旬,马思聪的女儿马瑞雪秘密回到北京,在厨师贾俊山和马思聪的朋友、私人针灸医生倪景山的资助下,马氏父女化装离开北京,来到广州,住在郊区丹灶的亲戚家。当时的广州、深圳等地,暗中存在着到香港的“偷渡线”,一些“蛇头”为谋取暴利进行“偷渡”。此时,马思聪的“失踪”引起了中央音乐学院“红卫兵”的重视,向公安部门报了案,并在马思聪的亲友中查找。广州的“文化大革命”形势也越来越紧张,马思聪的安全难以保证。摆在马思聪面前的只有两条路,一是被揪回北京继续接受批斗,其后果不是被打死就是像作家老舍一样自杀;另一条路是偷渡香港,远离内地混乱局势,但万一被抓住则性命难保,而偷渡成功则全家安全,马思聪进行了激烈的思想斗争。为了保全性命,为了躲避“文化大革命”的灾难,马思聪被迫做出了选择。

1967年1月15日夜,马思聪以5万港币的代价,带着其夫人、儿子、女儿,在新州登上了新州渔轮厂的电动拖船“002号”。这次偷渡的组织者为广州一街道服务站的工人何天爵和原“002号”拖船的司机何炳权,船是他们偷出来的,乘坐者共5户13人。

1月16日晨,拖船在香港大屿山靠岸。到了香港上岸后,马思聪把胸前挂的毛像章摘下来扔进黑黑的大海。马思聪一家在一个岩洞中躲了一天,当天晚上,来到九龙的一个亲友家暂住。由于香港的报纸登了丢弃在大屿山的“002”号拖船的照片,使马思聪感到香港也不安全,担心被引渡回内地。

经过反复思考,马思聪选择了到美国去投靠他的九弟马思宏,他要到美国定居,凭着自己的提琴来养活一家。当时中美两国没有外交关系,政治上处于敌对状况,而马思聪又没有任何证件,只得通过一个朋友同美国驻香港领事馆取得了联系。1月19日下午,在美国驻香港领事的陪同下,马思聪一家四日登上了飞往华盛顿的飞机,踏上了一条漫长而艰难的流亡之路。

1972年马思聪夫妇在加利福尼亚演出后,接受州政府赠送的奖状和荣誉市民金钥匙的荣誉,华侨赠送了“驰名中外”的金盾

惊险开端

「002」号被丢弃在九龙油麻地水师塘的岸边。「狗头」带领着九死一生的「乘客」们,趁着晨光熹微匆匆往岸上走。一上岸,「狗头」把「乘客」们藏进一个庙堂里,吩咐道:「你们在这儿别动,我去打电话!」「狗头」在附近一所学校里,找到电话。「狗头」给住在九龙旺角道的家人拨了电话。

当「狗头」打完电话,回到庙堂,天已大亮,却不见了马思聪一家,据说到对岸的香港去了。

马思聪一家,到哪儿去了呢?小心谨慎的马思聪,上岸之后便与「狗头」分道扬镳。他不愿让「狗头」知道他去九龙,更不愿让「狗头」知道他躲在九龙什么地方。他生怕「狗头」走漏风声。马思聪一家,躲进了岸边一个潮湿而又阴冷的岩洞。直到「狗头」带领「乘客」们上车远去,马思聪这才悄然出去打电话。

马思聪的妻弟王友健在香港,这是很多人都知道的。可是,马思聪却选择了九龙作为隐匿之处。九龙不像香港那样惹人注目,何况,那里有着马思聪不为人知的社会关系:他的大姐马思锦和其丈夫徐腾辉,原本借住在上海马思齐家。一九五七年,马思锦与徐腾辉迁往香港。一九六零年,他们又迁往加拿大。徐腾辉的侄女徐增纯,住在九龙;马思聪十妹马思芸的丈夫何维林的父亲何焯贤,在九龙也有着宽敞的住房……

拨通了九龙的电话,却没有人接。马思聪只好回到那长满青苔的岩洞。出走时赤手空拳,没有带一片饼乾、一块面包,身边又没有一张港币。一夜惊恐交加,一天饥寒交迫,马思聪一家非常狼狈。实在饥饿难熬,向当地人赊了一块面包,把早饭、中饭、晚饭「三合一」……

总算在傍晚时分,打通了电话。在浓重的夜色之中,汽车来了。马思聪一家上车的时候,已经顾不得拍去衣裤上的泥浆了。

身份暴露

就在马思聪到达九龙的翌日--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七日,香港报纸便刊登了「002」号小艇的照片,报上披露,这是广州新洲渔轮修配厂的电动拖船--因为小艇上钉着「新洲渔轮修配厂」铜质铭牌。所幸,记者们还不知道偷渡者为何许人,没有披露姓名,没有提及中国的大音乐家……

马思聪仿佛觉得脚下的大地在震颤。自从躲进九龙以后,他的一家都未曾出房门一步,就连马瑞雪好奇地掀开窗廉的一角想看一下窗外的景色,也被他制止。尽管如此,危机仍在向他逼近。如果香港警察抓住了「狗头」,他供出马思聪的大名,那就会把他避难的美梦击得粉碎。而到达九龙的第二天「002」号小艇的照片一出现在香港报纸上,马思聪就意识到这里绝非可以久留之地。

1947年11月3日摄于香港(当时兼任中华音乐学院院长)

选择美国

除了香港、九龙,他能到哪里去呢?

去法国吗?奥别多菲尔教授和毕能蓬教授已经多年没有联系,连是否尚在人世都不知道。去英国吗?除了傅聪在伦敦之外,别无熟人。去日本吗?举目无亲。

马思聪选择了美国。虽说自从九弟马思宏一九四八年去美国之后,与他联系不多,而且兄弟俩对一些问题的见解不尽一致,不过毕竟是骨肉同胞,何况马思宏在美国音乐界已站稳脚跟,颇有影响。到了美国,借助弟弟的介绍,他可以在那里的音乐界立足,找到工作……

可是,要去美国,谈何容易!不用说他的一家没有一张出国护照,就连他的中央音乐学院工作证,也在踏上小艇之前销毁了--他生怕在途中发生意外,工作证将暴露他的真实身份。

眼下,空空如也的他,惟一的财富、惟一的「证明」,是那把陈旧不堪的小提琴。这是出自十六世纪意大利著名小提琴工匠斯特拉地瓦利(1644-1737)之手的稀世珍品。斯特拉地瓦利一生,制作了一千一百把小提琴。他制作的小提琴,云杉面板木板如丝,背板的「虎皮纹」宽而明显,造型漂亮、美观。更重要的是,他的提琴的发音格外醇厚、圆润、优美、流畅,具有穿透性。几百年之后斯氏小提琴在世界上所剩无几。美国小提琴大师梅纽因手中所持是一把斯氏小提琴,据说价值五万美金。由于几十年前一位名叫哈廷伯的七十多岁的俄国小提琴家的转让,马思聪有幸也得到一把斯氏小提琴。从此,无论马思聪走到哪里,手中总是拿着这把弥足珍贵的名琴。在出走时,他抛弃了一切,却紧紧抱着这把几百年前的小提琴。他想,倘若在香港从亲友处借一笔钱,买四张飞往美国的机票,到了美国,只要他拿出这把琴演奏,音乐会的收入将会偿还欠款。

抵达九龙的第二天晚上,马思聪托亲友找到了跟马家有点瓜葛的南希(Nancy)小姐。

「什么?马思聪到了香港?想去美国?」当南希小姐把消息转告美国驻香港领事,领事先生也大惑不解。美国领事担心九龙那个自称是马思聪的先生,会不会是一位「马骗」先生?消息灵通的美国中央情报局,他从未探听到马思聪前来香港的半点消息。

领事的考察

美国领事挑选了一位酷爱音乐的馆员,驱车九龙,面晤那位中国音乐家。

身边没有任何证件,短短的平头,不合身的西装显然是刚刚借来的,那个中国人睿智的目光足以表明他是颇有教养的。他操着纯正的法语,也能用英语对话,更表明他的文化修养是不错的。

那位馆员吐露了对音乐的偏爱。那个中国人打开了琴匣,拿出那把油漆斑驳的旧琴,轻轻地奏出了舒伯特的《圣母颂》。那琴声缠绵悱恻,温柔动人,一听便知面前的演奏者是第一流的提琴手。

动作迅速的美国领事馆当天便已从馆藏的中国报纸上,查到好几张马思聪照片,毋庸置疑,面前的中国人眉宇宽广而眉梢下弯,一双眼睛显得炯炯有神,嘴角总是挂着浅浅的微笑,跟照片上的形像一模一样。趁着中国人拉琴之际,闪光灯亮了,那位馆员拍摄了照片,说是留作纪念,其实为的是连夜冲洗,让领事馆的特工专家作出最后的判别。

一代宗师马思聪

一曲奏毕,这位高鼻梁、蓝眼珠的美国人,忽然说起一口流利的汉语,那股「京腔」十分标准:「马先生,你知道李永刚吗?」

「哦,我认识他。」对于这个生僻的名字,马思聪马上作出反应,说道,「他是我在南京中央大学教书时的同事,现在他在香港?」

「不,不。他在台北任教。」那位馆员又问道,「请问,马先生知道纽顿这个人?」

「知道,当年美国驻广州的新闻处处长。」

虽然没有规定什么「接头暗语」,也没有什么「土匪黑话」,凭着刚才的两句问话,那位馆员对于马思聪的真实身份,已经确信无疑了。

夜深时,他改口用粤语向马思聪道别,马思聪也操着流利的粤语祝他晚安。

马思聪幕后谈判

就在马思聪进入梦乡之际,美国驻香港领事馆已向华盛顿发去密电,报告中国音乐家马思聪要求前往美国……

翌日--也就是马思聪抵达九龙的第三天,他的一家依然闭户幽居。马思聪一点也不知道,一场关于他的谈判,正在幕后激烈地进行着……

香港属英国政府管辖。手中没有任何护照的马思聪一家,要想从香港前往美国,必须徵得英国当局的许可。

美国领事向香港政府提出了引渡马思聪一家的要求。香港有关方面从美国领事那里获知马思聪在九龙,立即责怪香港警察局的无能,居然对这样重要的情报毫无所知。

香港有关当局建议美国领事,双方为引渡马思聪一家进行具体谈判。香港有关当局认为,在引渡之前,必须由港方对马思聪一家进行必要的审查、盘问,而且还要全面检查身体,以便判定他们从中国大陆出走时是否带有传染病菌……只有履行了这些查验手续之后,港英当局才能给马思聪一家发放证件。然后,再与美国领事具体磋商引渡的条件、途径。

按照有关方面的安排,光是各种审查与体格的检查,起码要花费一段时间。

美国领事担心夜长梦多,希望尽早从香港政府手中得到马思聪一家。可是,香港毕竟由英国人所管治,大权在香港英国当局手中,美国领事不得不听命于它。

结局出人意料

不知道是英美磋商走漏了消息,也不知道是美国故意把消息捅给新闻界,还是某方面耍了什么花样,总之,在马思聪到达九龙的第三天晚上,香港新闻界获知了这一爆炸性新闻。

于是乎,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九日,香港几十家中英文报纸,都在头版头条位置,以粗黑的铅字刊登醒目标题《中国著名音乐家马思聪逃抵香港!》。几乎每一家报纸,都开列了马思聪的头衔:「中国文联副主席,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,全国人大代表,中央音乐学院院长。」不少报纸重新刊登了「002」号小艇照片,说马思聪于四天前与妻子、女儿、儿子一起乘这艘小艇潜往香港……

事情急转直下。正当马思聪一家阅报后呆着木鸡时,门口响起了汽车的喇叭声。

两部漂亮的轿车停在门口。进门的是南希小姐和两位已经来过的美国领事馆馆员。马思聪一家钻进了轿车。轿车直奔温莎大厦。

一位坐在沙发上的美国官员一见到马思聪一家,立即站了起来,伸出了长着棕色汗毛的粗壮的手,用一口字正腔圆的普通话说道:「欢迎,马先生!」他自我介绍说是美国驻香港领事。

领事先生满面春风,向马思聪宣布:「马先生,马太太,略备一桌薄酒,为你们洗尘、压惊。午宴之后,我们就一起上飞机场。」

「上飞机场?飞到哪里?」马思聪连忙问道。

美国领事放慢了讲话的节奏,把每一个字都清楚地送进马思聪的耳朵里:「飞往华盛顿!」

马思聪一下子愣住了!

在午宴上,美国领事一边熟练地用象牙筷为马思聪添菜,一边谈笑风生。三杯下肚,他说出了「幕后新闻」:自从今天上午香港各报一片哗然之后,他给香港政府方面挂了电话,询问总督先生是否已经看过今天的报纸?他说,这下子,谈判该结束了吧?如果让马思聪继续留在九龙,已经无法保证马思聪的安全,必须立即离港赴美。至于各种审查、体格检查,可以在美国补办……

马思聪父子(马如龙)演奏马思聪新作品《双小提琴协奏曲》(20世纪70年代)

【资料二】: 《悲戚的音符 漂泊的灵魂》

作者:黄埔公子(其中主要内容摘自《马思聪最后二十年》麦子、马瑞雪选编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5月版)

来源:黄埔公子的新浪博客

中国著名作曲家、小提琴家马思聪(1912-1987),广东人,1923年去法国学习音乐,先后就学于南锡音乐学院、巴黎音乐学院学习小提琴。1930年再次赴法,向毕能蓬(Binembaum)学作曲,1931年回国曾任教于各地音乐院校,为音乐教育作出过巨大贡献。马思聪的作曲技巧成熟且具有鲜明的创作个性。当中国的许多作品还沉缅于古典乐派、浪漫乐派的手法、风格和语方的时候,他的作品就已经渗进了西洋19世纪末以来的现代音乐的元素。50年代以来他对风格的刻意求新更加积极,但从始至终都用来表现和赋予他对音乐的民族特征追求中。马思聪除小提琴演奏、教学和乐队指挥外,又开始从事音乐创作。其作品多为器乐曲,也有大型声乐作品和歌曲。在半个世纪的音乐生涯中,马思聪创作了大量的优秀作品,他的音乐作品具有民族风格,个性鲜明,构思新颖。

主要作品有:《第一交响乐》(1941年),《第二交响乐》(1959年),管弦乐组曲《山林之歌》(1954年),管弦乐《西藏音诗》,声乐作品《民主大合唱》、《春天大合唱》、《祖国大合唱》,以及他在美国期间写作的大型歌舞剧《晚霞》,交响乐《阿美山组曲》等。器乐作品如小提琴曲《内蒙组曲》(《思乡曲》就是组曲之一)、《绥远回旋曲》、《山歌》等。

法国留学学成归国的马思聪,实在太帅了

1966年马思聪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。1967年1月15日与女儿马瑞雪、夫人王慕理(钢琴家)、儿子马如龙夜晚冒死乘“002”号电动拖船偷渡香港。由美国驻香港领事陪同飞抵美国。1967年4月12日美国国务院公布,北京中央音乐学院院长马思聪逃出中国大陆,来美申请政治避难。马思聪同夫人及两个孩子,一起被批准避难。同年5月,特务头子康生示意下成立的“马思聪专案组”(又名“002号专案组”)开始对马思聪出走的经过进行调查,株连马家亲属数十人。马思聪离国后,亲戚中几十人被牵连入狱,在上海生活的马思聪的二哥跳楼身亡。岳母、侄女和厨师相继被迫害致死,夫人王慕理的哥哥弟弟都被抓去坐牢……1968年,马思聪被定为“叛国投敌分子”,这一罪名直至1985年。1987年5月,马思聪在美国接受心脏手术时手术失败,于5月20日逝世于美国费城,享年75岁。

1985年2月26日晚10时许,在北京中央音乐学院院长吴祖强家中,我们与寓居美国费城的马思聪先生及其夫人王慕理通长途电话。在一起的有吴祖强夫人郑丽琴和中央音乐学院附中校长俞慧耕。电话铃响了,从大洋彼岸传来的是马思聪夫人、著名钢琴伴奏家王慕理的声音。在互致节日问候后,马思聪先生来接电话了。吴祖强说:“马先生,您好啊!我代表中央音乐学院向您和全家拜年!我们2月14日发出的信(信中有为马思聪彻底平反的详细材料,包括公安部正式致中央音乐学院党委,同意对马思聪应予彻底平反,恢复名誉,消除影响的结论意见),您收到没有啊?”马思聪说:“收到了,我们全家都很高兴,谢谢您们!”随后,我们即对马思聪进行了电话采访。

熟悉马思聪的人都知道,这位著名小提琴家、原中央音乐学院首任院长,是一个安分守己,谨慎小心,不肯冒险的人。马思聪的出走,是“文革”中遭受残酷迫害的结果。我见到一些红卫兵拿着尖刀威胁马思聪说:‘你要老实交代问题!要不,我就拿刀捅了你!’过后不久,大约是1966年9月份,马思聪对我说:‘这样下去,什么时候是个了啊!’”马家原来的厨师贾俊山,看到老院长被折磨得死去活来,生活又这样困苦,常常冒着危险,送吃送用。看到老院长想不开,还百般劝慰。然而到了1966年年尾,再要马思聪熬下去,已是相当困难了。

马思聪一家神秘地出走了。当时在北京,立即谣诼纷纭,有人甚至断言马思聪是在几位大人物支持下出走的。通过这次采访,我们终于摸清了真相:那完全是出于一些“小人物”的见义勇为。1966年8月中旬,在一次大抄家之后,王慕理便带了女儿马瑞雪逃到南京,躲在妹妹王志理家中。儿子马如龙逃到广州,依托舅父王友刚(牙科医师)为生。开始,他们总认为局势会很快好转,谁知却越来越乱,继而又从贾俊山那里得知马思聪有自杀的可能,这才下决心出走。这年九月底,王慕理、马瑞雪偷偷返回北京,想见马思聪一面。由于那时“黑帮”都不准回家,没有成功,只通过贾俊山了解了一些情况,便匆匆回到广州。王慕理通过两个弟弟的关系,找到了一位粤剧演员和她的丈夫(一家机械厂的工人),他们很同情马思聪的处境,便自告奋勇,为马思聪全家出走做了准备。

1966年11月,中央音乐学院两派造反组织内战正酣,对“黑帮”的看管相对放松了一些。马瑞雪便于此时潜回北京。一天夜里,在一位医生朋友的家里,她和马思聪秘密见面。谈话是在这家的厕所中进行的,这位开业医师则站在门口替他们望风。父女俩长谈了好几个小时,女儿仍不能说服父亲冒此一险。马思聪回家后整整一夜辗转难眠,权衡轻重,最后,他到底听从了那位朋友的话:“三十六计,走为上计。不走,断无生路;走了,将来局势正常,还可以回来。”下了决定以后,于1966年11月中旬的一个星期二,马思聪化装成工人模样,戴了大口罩,穿上棉大衣,临行还揣上了他那把心爱的小提琴,提心吊胆地登上火车,两天后便到了广州。1967年1月15日夜9时,一位轮船驾驶员用自己驾驶的那艘002号电动拖船,从广州市郊,载着马思聪一家四口,悄悄驶出黄埔港口,消失在茫茫大海之中。他们到香港后,过境到美国定居。

马思聪夫妇在女儿马瑞雪的婚礼上(左三为女婿吉承凯博士,1969年1月18日)

马思聪的大女儿马碧雪(中央民族学院钢琴教师)和丈夫黄康健(外科医生)在得知平反的消息后,跟我们作了一次交谈。黄康健说,1980年他在美国自费留学时,马碧雪带孩子出来探亲。他们一同回国,临别那天,岳父把他这几年的心血结晶《晚霞》的总谱手稿交给他说:“这部作品是根据《聊斋》创作的,民族性很强,外国人不可能演好。你把它带回去,国内的芭蕾舞水平比较高,一定能把它演好的。等到这部作品上演的时候,我就可以回来同你们团聚了。你要赶快把它亲手交给李凌(时任中央音乐学院顾问,是马思聪的知交),越快越好!”他讲这番话的时候,非常激动,捧乐谱的手微微颤抖。马碧雪夫妇还告诉我们:台湾曾经邀请马思聪担任台湾艺术学院院长,但是他没有答应。马如龙曾与一位台湾富商的女儿恋爱,在论嫁娶的时候,女方要如龙定居台湾,如龙听从父亲的意见不同意,结果,婚事也吹掉了。

“初到美国,父亲和我们家人居住在马利兰州的一栋楼里。母亲既是父亲演奏的好搭档,又会细心调理家务。弟弟马如龙一有空暇,也练小提琴。他学会了父亲的办法,每天坚持练完二十四个音阶与分解和弦。父亲和母亲都很喜欢中国画,室内四壁悬挂的都是近代和古代的国画。客厅里有一幅马寿华先生的字,写着两首王维的诗,一首是:‘桃红复含宿雨,柳绿更带朝烟;花落家童未扫,莺啼山客犹眠。’另一首是:‘采菱渡头风急,策杖林西日斜;杏树坛边渔父,桃花源里人家。’墙壁上的国画有时会换,但这幅字是不换的。房前绿草如茵,最诱人的是屋后的游泳池,酷暑天气,可以在水中嬉戏。

马思聪在美国家中读乐谱(1967年)

然而,最浪费时间的也是花园和游泳池,父亲每天清晨都要花费半小时进行清理。于是他们不想在那边久留了。1970年,因我婚后搬到费城,父母也搬到费城来住。父亲有早起的习惯,清早起来做些活动,再拉半小时的小提琴音阶。如果为演奏会做准备,他会每天练四小时以上。其他的时间都安排得很紧凑,诸如和我母亲合奏、录音,但主要是作曲。旅美二十年,他创作了很多乐曲,有独唱《李白诗六首》、《唐诗八首》、《热碧亚之歌》;合唱《阿美山歌》、《家乡》;小提琴独奏曲《阿美组曲》;芭蕾舞剧《晚霞》;歌剧《热碧亚之歌》和钢琴协奏曲等。

父亲热爱大自然,他的作品有不少是反映大自然纯朴和辽阔的。听父亲说,我出生在粤北坪石,那时我们的家在山上,满山遍野都是杜鹃花,周围各种鸟声都能听得到。父亲为此欣喜异常,把他的书房命名为“听鸟斋”,父亲的《小提琴协奏曲》就是在这种情景下写成的。直至晚年,他仍然有一颗童心,爱玩而且会玩。偶然兴起,父亲便会带着母亲,从费城家里驾车前往芝加哥探望亲友。他曾有过13个小时马不停蹄的驾车纪录。父亲和母亲在美国各地开演奏会,有些华侨在欣赏《思乡曲》时,情不自禁地哭了。父亲说,他这首曲子要表达的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自豪:山岳的雄伟,川流的秀丽,田园的祥和。而其中最重要的是,他要给人们带来信心和安慰。

马思聪登台演出

1970年后,父亲开始和我商量,要我写词,供他谱曲。我写了一首分成三段的歌词《家乡》,父亲谱了合唱曲寄给台湾的赵琴。赵琴将其印成漂亮的歌片拿给孩子们唱,又录了音寄给父亲,父亲很高兴。1964年,我们住在北京的四合院时,曾有人寄来一本新疆维吾尔族诗人写的抒情诗《热碧亚-赛丁》。该诗完成的时间是十九世纪中叶,我深深被它感动了。我对父亲说:“我们合作一个歌剧好吗?我写词你谱曲。”父亲尤其热爱我国敦厚纯朴的少数民族,他同意了这个计划,诗剧《热碧亚》的创作在悄悄进行。但出走时,因不能带任何东西,就忍痛把仅存的心血焚毁了。在和父亲合作过一首歌曲以后,游离很久的思路又慢慢回到凄艳的维吾尔族情诗《热碧亚-赛丁》上了。我把它编成三段,每段四节。在台湾《联合报》刊登后,表姐徐美芬鼓励我和父亲合作一部歌剧。我和父亲商议着完成了剧本,取名《冰山下的恋歌》。然而父亲接过剧本准备谱曲时,却总觉得剧本有毛病,提不起兴致。直至1984年,父亲要求我放下其他写稿工作,努力重写这个歌剧本,并取名《热碧亚》。经过十多年的磨练,我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,重新改写的剧本终于使他满意了。父亲开始积极谱曲。

1985年6月,父亲完成了《热碧亚》初稿后,满怀欣喜,和母亲到欧洲玩了三个星期。是年十一月初,我携幼女赴台游览,有人听说父亲完成了歌剧《热碧亚》,希望我尽快把曲谱寄去,表示将在次年十月安排演出。返美后,我把此事转告父亲,他顿时满脸不悦:“谁说我写完了,那只是初稿啊,离整个完成还差很远一段路程呢。”在改第二稿时,他又觉得剧中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,不停打电话要我修改或者重写。记得五十年代初,父亲正值四十岁壮年,受命于周恩来总理,赶写交响乐《屈原》,三个月便完成任务。他夜以继日,因劳累过度患耳鸣病时,就一只手捂住耳朵,另一只手仍不肯停下来。

很多人都认为,《山林之歌》和《屈原》是他20世纪50年代的巅峰之作。但在那次之后,父亲改稿常常要改八次才能结束,像《龙宫奇缘》他就写了八年,修改了八次。其间他常常放下,写些忽然灵至心头的作品。他那取材于《聊斋志异》的芭蕾舞剧《晚霞》,在准备交给出版界印行时,曾再度翻阅,发现许多不满意的地方,就又苦心修改,直至感到问心无愧了才撂笔。而标有五线谱的草稿却已达一尺多厚。不料,到1986年春,父亲又拿出了年轻时的劲头,为《热碧亚》写完二稿后,随即再写第三稿。

修改第三稿时他又发现毛病了,似乎剧中不足之处常会影响他的情绪。我尽可能按照他的意思再改。在《热碧亚》中,父亲最欣赏那位殉情的女主角的性格。有一次,他握住母亲的手对我说:“如果我死了,她也会死的。”到了这年十月中旬,父亲忽然左腿疼痛,皮肤出现水疱。水疱结疤掉落后,整条腿仍然疼痛异常,使他寝食难安。医生诊断父亲所患是带状疱疹。尽管医生要他彻底休息,但父亲仍整日不停埋首五线谱中。到圣诞节,歌剧《热碧亚》第三稿的修改结束了。他有一种长跑之后大功告成的快感。

1987年2月,父亲交出《热碧亚》总谱后,一直感冒泻肚。在病房里,我常见父亲独自凝神深思。有一次,他缓缓道出心声:‘这次肺炎很辛苦,难过的程度超过‘文革’。再这样来一次,我就受不了了……狄更斯讲过一句话,他生在一个动乱的时代,所以,每一份耕耘都比太平的时候更艰苦……越是这样,我们越要努力去工作……’3月25日,父亲终于从医院回到家里。母亲告诉我们,她曾和父亲一起听贝多芬的《命运》,听了没多久,他就无法控制地哭起来了。父亲要母亲别管他,任他发泄。激情起伏中,父亲又说:‘这个世界,很美丽…’

这次肺炎,伤害了父亲的心脏。这年4月2日,父亲在MCP手术室接受药物心脏检查。5月20日,他进了手术室,却再也没能醒过来。这年,他75岁。”

5月7日就是马思聪先生104周年诞辰,深切缅怀大师

马思聪曾经说,国家不是房子,房子住旧了,住腻了,可以调一间,而祖国只有一个。

2007年12月14日,马思聪唯一的儿子马如龙在几十位亲戚的陪同下护送父亲骨灰回国。马思聪在异国他乡辞世整整20年之后,终于魂归故里,落叶归根,骨灰长眠于广州白云山麓,圆了其一生心愿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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